第16章
抗忧郁药还有上瘾的问题,这点后面还会再谈。降低性冲动、梦魇,以及其他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药物标示上提及的作用,都是可能发生的糟糕情况。关于抗忧郁药和自杀的关联的报告困扰着我,我相信那和药的效力有关,它让一个原先疲惫得无法做任何事的人有能力再去做事。我承认,我们无法确知长期服用药物的后果,然而最不幸的却是,有些科学家对不良反应不肯如实陈述,却试图建立一种无所不能的百忧解理论,而持反面意见的人又因此错误地鼓吹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危害的药物,并将这些观念强加在无知大众身上。在理想状况下,一个人是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的,人的身体会适当地自我调整,谁想吃药呢?《抵制百忧解》这种尖锐无理的书籍中的可笑主张,就像在迎合忧心忡忡的大众心中那最肤浅的恐惧。我为这些愤世嫉俗的人感到惋惜,他们让病人继续受苦,而原本那些良性治疗是有可能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生活的。
就像生小孩一样,忧郁的极度痛苦也是无法忘记的。直到1997年冬天,我惨痛地结束一段恋情之后才爆发忧郁症。在分手的阶段,我没有崩溃,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一旦你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崩溃这件事后,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我们被告知要学习靠自己,但如果你跟连那个可以依靠的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就不太容易了。许多人帮助我,药物也让我重新调整自己,有段时间,靠着这些我还可以过得下去,然而循环发生的梦魇不再是那些外在的、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是发生在我内心的事。如果明天一早醒来,我变成了一只甲虫怎么办?每天早上总是在这种叫人窒息、不确定自己是谁的担忧中开始,担心地去检查自己的癌细胞是不是增长了,某些时候又忧虑梦魇会不会成真。那就像我自己转过身来咒骂自己,别再催了,别再指望我太多,我已经自顾不暇了。然而那个对抗疯狂,并感受到痛苦的人究竟是谁?那个被咒骂的又是谁?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治疗,生活过、爱过、迷失过,坦白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比药物和意志还强大。一个让自己经历了内在狂暴的我,一个内在统一的我,支撑着脑内暴乱的化学反应和它们最后导致的结果——回归到正常状态。这个自我是化学反应的作用吗?我不是唯心论者,从小也没有宗教信仰,然而在我心中的这条引线仍然支配着,即使是在我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的时候:任何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知道,这不只是复杂的化学作用而已。
处在崩溃的状态,至少还有一个优点:你可以清楚看见自己发生了什么。外人只能从外面猜测,而周期性的忧郁,有助于你学习自制和自我认知。我的一个老朋友伊芙·坎三告诉我,她父亲的忧郁症使家庭付出了多少代价:“我父亲很早就受到忧郁之苦。祖父过世,祖母禁止了家里的宗教信仰。她说,如果上帝就这样把我先生带走,留下我和四个小孩,那就根本没有上帝。接着她开始在所有犹太教节日里将虾、火腿都端上桌!大盘大盘的虾和火腿肉!父亲有六尺三寸高,二百二十磅重,大学时无论是手球、棒球或足球,他一向万夫莫敌。这样的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也会有脆弱的时候,后来他成了心理学家。接着,我猜大概是他三十八岁时——具体时间搞不清楚了,因为母亲不想谈论它,父亲自己又记不得,当时我才是个刚开始学步的小孩——有一天有个在诊所工作的人打电话给母亲,说我父亲不见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找不到他。母亲把我们这些小孩全塞进车里,载着我们一直绕,最后发现父亲靠在一个邮筒上哭泣。他立刻接受电击治疗,之后别人劝我母亲和父亲分开,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的孩子会认不出他来。”他们说。虽然她不信,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路哭着。当父亲醒来,他就像个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影子一样,意识模糊,记忆力衰退,对自己小心翼翼,对我们不再感兴趣。我们很小的时候,他是个很亲切的父亲,总是早早回家看我们每天学了什么,常常买玩具给我们。做了电击治疗后,他变得和我们有些疏离。四年后,事情又再度发生。医生给他服药,并做更多的电击治疗。有一阵子,他放弃工作,情绪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低潮。他的脸变得难以辨认,下巴都萎缩了。他起床后,双手颤抖地在房子里绕来绕去,那双大手就垂挂在身体两边,样子看上去十分无助。我了解到被恶魔附身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有个人占据了我父亲的身体。我才五岁,可是我看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他看来和以前一样,但却只是个躯壳而已。”
关于长期服药
“后来似乎有好转,大概有两年时间,他的状况维持得很不错,但之后又崩溃了。他一直很低落。刚好转一点,但又再度崩溃。我大概十五岁时,他把车子给撞烂,是因为他的头脑不清楚,还是想自杀?没有人知道。在我大一时,又发生了一次,我接到电话,只得放弃考试,赶到医院里去看他。他们拿走了他身上的皮带和领带,以及所有能危害生命的东西。五年后,他又再度入院。接着他退休不再工作,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吃很多维他命,参加大量运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让他感到紧张时,就离开房间。只要我的小女儿一哭,他就立刻戴上帽子回家去。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当他头脑清楚时,他是个很好的丈夫。整个九十年代里,他过得还不错,直到2001年初,中风才让他又倒下去。”
伊芙决心不让同样的故事在她自己的家庭中重演。“我自己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发作了,”她说:“三十岁左右时,我过于投入工作,承担太多的责任,当事情完成后,整整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法再做其他事情。我当时用去甲替林这种药,没什么用,只是让我发胖而已。1995年夏天,我先生得到一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我们得搬到那里去,我改用百忧解来缓解搬家的压力。不过到了那里,我的药全丢失了,成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处在失去理性的状态。在陌生的异乡,没有朋友,加上我先生的事业刚刚开始,一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我感受到无法承受的压力。大约四个月后,工作完成了,我也完全疯了。回到美国看医生,开始鸡尾酒式药物疗法:服用科隆平、锂盐和百忧解。当时,生活要充满梦想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的,我得随时随身携带一个大药盒,上面标明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的药量,因为我根本记不得发生什么情况。后来,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交了些朋友,并且有了份还可以的工作,药量减少到一个晚上只需服用几颗而已。后来,我怀孕了,停了所有的药,感觉变得很好。我们搬回家,生完小孩后,那些美妙的荷尔蒙又逐渐消失,生了孩子后的那一年里,没有一个晚上能够好好睡觉,我又再度崩溃。我决心不让女儿经历那种状况,开始服用帝拔癫这种药,那让我不那么迟钝,可以安全地喂母乳。我尽己所能地让女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不让她感觉到我突然消失或常常出门去。”
我的第三次崩溃
第二次崩溃之后的两年里,我的状况都还不错。我感到很满足,并为了这满足感而欣喜若狂。到了1999年9月,我被一位原先以为可以相守终生的爱人抛弃,之后变得悲伤——不是忧郁,就只是悲伤。一个月之后,我在自己房子里的楼梯上滑倒而使肩膀严重脱臼,并且撕裂了大块的肌肉组织。我赶到医院去,试着向救护人员和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解释,极力希望不会让忧郁症再复发,并解释上次肾结石的事情如何引起之前忧郁症的发作。我答应填妥所有的表格,回答各种问题,包括桑吉巴(地名,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殖民史,只要他们能减轻那使我疯狂的疼痛。我解释自己曾发生严重的崩溃,并要求他们查看我的档案。花了一个多小时,疼痛才得到药物处理,那时候,他们给了我四倍剂量的吗啡,但对减轻我的疼痛却没有作用。肩膀脱臼是当务之急,可是我却在到了医院的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复位治疗。在到达医院后的四个半小时,他们给我氢吗啡酮这种镇痛剂,疼痛才真正缓和了,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情况终于略有改善。
在诊疗中,我为了保持镇定而要求精神病咨询。不过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肩膀脱臼是很痛的,而且要一直痛到我们把它复位为止,你要有耐心,不要再这样失态了。”她还说:“你完全无法自制,情绪冲动,呼吸过速,在你镇定下来之前,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还告诉我:“我们不认识你,”“只能是给你强效止痛药而已,”而且我应该“试着深呼吸,想象你自己在海边,倾听海声,感受脚趾之间的沙子。”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镇定一点,别为自己感到悲痛。在这急诊室里,有人比你的状况还惨。”当我说我了解我得撑过去,但想要在获得治疗前减轻这极度的痛苦,并且我并不这么在意身体上的痛,而是担心精神并发症,他们却说我很“幼稚”和“不合作”。当我诉说我有心理病史,他们又告诉我在那样的情况下,别期待有人会重视我的意见。“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师,我在这儿是要帮助你。”医生说。当我说我是个有经验的病人,知道她现在做的对我而言是伤害,她却告诉我,我从未上过医学院,必须继续认同她的判断才是适当的治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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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生小孩一样,忧郁的极度痛苦也是无法忘记的。直到1997年冬天,我惨痛地结束一段恋情之后才爆发忧郁症。在分手的阶段,我没有崩溃,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一旦你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崩溃这件事后,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我们被告知要学习靠自己,但如果你跟连那个可以依靠的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就不太容易了。许多人帮助我,药物也让我重新调整自己,有段时间,靠着这些我还可以过得下去,然而循环发生的梦魇不再是那些外在的、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是发生在我内心的事。如果明天一早醒来,我变成了一只甲虫怎么办?每天早上总是在这种叫人窒息、不确定自己是谁的担忧中开始,担心地去检查自己的癌细胞是不是增长了,某些时候又忧虑梦魇会不会成真。那就像我自己转过身来咒骂自己,别再催了,别再指望我太多,我已经自顾不暇了。然而那个对抗疯狂,并感受到痛苦的人究竟是谁?那个被咒骂的又是谁?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治疗,生活过、爱过、迷失过,坦白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比药物和意志还强大。一个让自己经历了内在狂暴的我,一个内在统一的我,支撑着脑内暴乱的化学反应和它们最后导致的结果——回归到正常状态。这个自我是化学反应的作用吗?我不是唯心论者,从小也没有宗教信仰,然而在我心中的这条引线仍然支配着,即使是在我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的时候:任何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知道,这不只是复杂的化学作用而已。
处在崩溃的状态,至少还有一个优点:你可以清楚看见自己发生了什么。外人只能从外面猜测,而周期性的忧郁,有助于你学习自制和自我认知。我的一个老朋友伊芙·坎三告诉我,她父亲的忧郁症使家庭付出了多少代价:“我父亲很早就受到忧郁之苦。祖父过世,祖母禁止了家里的宗教信仰。她说,如果上帝就这样把我先生带走,留下我和四个小孩,那就根本没有上帝。接着她开始在所有犹太教节日里将虾、火腿都端上桌!大盘大盘的虾和火腿肉!父亲有六尺三寸高,二百二十磅重,大学时无论是手球、棒球或足球,他一向万夫莫敌。这样的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也会有脆弱的时候,后来他成了心理学家。接着,我猜大概是他三十八岁时——具体时间搞不清楚了,因为母亲不想谈论它,父亲自己又记不得,当时我才是个刚开始学步的小孩——有一天有个在诊所工作的人打电话给母亲,说我父亲不见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找不到他。母亲把我们这些小孩全塞进车里,载着我们一直绕,最后发现父亲靠在一个邮筒上哭泣。他立刻接受电击治疗,之后别人劝我母亲和父亲分开,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的孩子会认不出他来。”他们说。虽然她不信,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路哭着。当父亲醒来,他就像个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影子一样,意识模糊,记忆力衰退,对自己小心翼翼,对我们不再感兴趣。我们很小的时候,他是个很亲切的父亲,总是早早回家看我们每天学了什么,常常买玩具给我们。做了电击治疗后,他变得和我们有些疏离。四年后,事情又再度发生。医生给他服药,并做更多的电击治疗。有一阵子,他放弃工作,情绪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低潮。他的脸变得难以辨认,下巴都萎缩了。他起床后,双手颤抖地在房子里绕来绕去,那双大手就垂挂在身体两边,样子看上去十分无助。我了解到被恶魔附身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有个人占据了我父亲的身体。我才五岁,可是我看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他看来和以前一样,但却只是个躯壳而已。”
关于长期服药
“后来似乎有好转,大概有两年时间,他的状况维持得很不错,但之后又崩溃了。他一直很低落。刚好转一点,但又再度崩溃。我大概十五岁时,他把车子给撞烂,是因为他的头脑不清楚,还是想自杀?没有人知道。在我大一时,又发生了一次,我接到电话,只得放弃考试,赶到医院里去看他。他们拿走了他身上的皮带和领带,以及所有能危害生命的东西。五年后,他又再度入院。接着他退休不再工作,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吃很多维他命,参加大量运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让他感到紧张时,就离开房间。只要我的小女儿一哭,他就立刻戴上帽子回家去。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当他头脑清楚时,他是个很好的丈夫。整个九十年代里,他过得还不错,直到2001年初,中风才让他又倒下去。”
伊芙决心不让同样的故事在她自己的家庭中重演。“我自己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发作了,”她说:“三十岁左右时,我过于投入工作,承担太多的责任,当事情完成后,整整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法再做其他事情。我当时用去甲替林这种药,没什么用,只是让我发胖而已。1995年夏天,我先生得到一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我们得搬到那里去,我改用百忧解来缓解搬家的压力。不过到了那里,我的药全丢失了,成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处在失去理性的状态。在陌生的异乡,没有朋友,加上我先生的事业刚刚开始,一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我感受到无法承受的压力。大约四个月后,工作完成了,我也完全疯了。回到美国看医生,开始鸡尾酒式药物疗法:服用科隆平、锂盐和百忧解。当时,生活要充满梦想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的,我得随时随身携带一个大药盒,上面标明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的药量,因为我根本记不得发生什么情况。后来,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交了些朋友,并且有了份还可以的工作,药量减少到一个晚上只需服用几颗而已。后来,我怀孕了,停了所有的药,感觉变得很好。我们搬回家,生完小孩后,那些美妙的荷尔蒙又逐渐消失,生了孩子后的那一年里,没有一个晚上能够好好睡觉,我又再度崩溃。我决心不让女儿经历那种状况,开始服用帝拔癫这种药,那让我不那么迟钝,可以安全地喂母乳。我尽己所能地让女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不让她感觉到我突然消失或常常出门去。”
我的第三次崩溃
第二次崩溃之后的两年里,我的状况都还不错。我感到很满足,并为了这满足感而欣喜若狂。到了1999年9月,我被一位原先以为可以相守终生的爱人抛弃,之后变得悲伤——不是忧郁,就只是悲伤。一个月之后,我在自己房子里的楼梯上滑倒而使肩膀严重脱臼,并且撕裂了大块的肌肉组织。我赶到医院去,试着向救护人员和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解释,极力希望不会让忧郁症再复发,并解释上次肾结石的事情如何引起之前忧郁症的发作。我答应填妥所有的表格,回答各种问题,包括桑吉巴(地名,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殖民史,只要他们能减轻那使我疯狂的疼痛。我解释自己曾发生严重的崩溃,并要求他们查看我的档案。花了一个多小时,疼痛才得到药物处理,那时候,他们给了我四倍剂量的吗啡,但对减轻我的疼痛却没有作用。肩膀脱臼是当务之急,可是我却在到了医院的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复位治疗。在到达医院后的四个半小时,他们给我氢吗啡酮这种镇痛剂,疼痛才真正缓和了,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情况终于略有改善。
在诊疗中,我为了保持镇定而要求精神病咨询。不过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肩膀脱臼是很痛的,而且要一直痛到我们把它复位为止,你要有耐心,不要再这样失态了。”她还说:“你完全无法自制,情绪冲动,呼吸过速,在你镇定下来之前,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还告诉我:“我们不认识你,”“只能是给你强效止痛药而已,”而且我应该“试着深呼吸,想象你自己在海边,倾听海声,感受脚趾之间的沙子。”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镇定一点,别为自己感到悲痛。在这急诊室里,有人比你的状况还惨。”当我说我了解我得撑过去,但想要在获得治疗前减轻这极度的痛苦,并且我并不这么在意身体上的痛,而是担心精神并发症,他们却说我很“幼稚”和“不合作”。当我诉说我有心理病史,他们又告诉我在那样的情况下,别期待有人会重视我的意见。“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师,我在这儿是要帮助你。”医生说。当我说我是个有经验的病人,知道她现在做的对我而言是伤害,她却告诉我,我从未上过医学院,必须继续认同她的判断才是适当的治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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