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二章 第三国际代表
长达数分钟的窒息感后,熊雄才从通风井中滑出,轻轻地落在地上。他向前迈了一步,却被周围的缕缕灰尘呛得咳嗽起来,汗湿的皮肤上也沾满了灰尘。待他的眼睛适应明亮的灯光以后,熊雄才看清了等候在矿坑通道走廊里的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主席汤姆·曼恩的身影。
深受英国工人信任的曼恩主席德高望重,今年已年近七十岁,此时也带着一顶煤矿矿工特有的那种带顶灯的安全头盔,穿着汗衫,与众多罢工工人们一起待在矿井里面。
熊雄抹了一把自己脸上脏兮兮的汗水,用带有伦敦东区穷苦工人口音的流利英文讲道:“我说一句实话,格拉斯哥的煤矿矿井工作条件实在是差的有些过分,就算和中国西南山区里那些条件简陋的矿井相比也有相当差距,以英国社会今时今日的发展水平而言,这太不应当了。”
汤姆·曼恩主席是英国久经考验的工运活动家,他领导组织过1911年的伦敦港口工人大罢工和同年的利物浦铁路工人大罢工,两次罢工均有数十万工人参与其中,声势极为浩大,结果是即便职工工会的领袖们极力企图阻止罢工,可结果工人群众的力量还是震撼了当局,迫使英国议会在空前未有的慌忙中,在5天内通过了关于矿工最低工资的法案。
可惜,汤姆·曼恩主席感叹说:“英国很早就制订了有关工人最低工资和安全保障、工伤保险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从来没有像抓捕盗窃者的刑法那样被严格执行过,苏格兰80%的工矿企业都不把这些法条当回事,这就是英格兰法律和宪政的真相。”
“即便如此,这几年来一旦发生罢工活动,工会代表前去与政府代表谈判的时候,只要政府代表指责工会使政府瘫痪,质问工会代表是否意识到这样做后果是什么时,工会代表就自己感到我们破坏了英国的宪政传统,失去了斗争意志。”
在英国,国家理论内容庞杂,尤其“国家”概念与“政府”概念混淆不清,这样,国家似乎就表现为一个经由具体选举程序而组成的政府。资产阶级理论家通常把国家看做是一种社会公共组织,而且在自由主义理论家那里,政府与经济并无必然的联系,似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可以分割开来,政府仅仅是社会的“守夜人”。
所以很多英国工人在社会经济领域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并持久不懈地为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利益而斗争。但在政治领域,英国工人就不像法国工人、中国工人那样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要么对英国所谓的“宪政传统”怀有敬畏之心,要么就不觉得政治有多么重要。
熊雄现在除了担任着中国驻法国的外交大使以外,同时还担任着第三国际筹备委员会的副主席和第三国际临时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担负着领导和组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重任。
这次赶来英国的除了熊雄以外,与他同行的还有法国同志第三国际筹备委员会主席塞巴斯蒂安·富尔和意大利同志第三国际临时执行局委员墨索里尼。
三人一到英国,当然就立刻奔赴目前英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地带苏格兰格拉斯哥市,为了体验英国煤矿工人具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熊雄还亲自下到环境最恶劣的矿井里面拍下照片。
在矿井的通道走廊墙壁上,到处都还贴着曼恩主席亲自撰写的鼓动罢工小册子《胜利之路》和敦促英国士兵不要向要罢工者开火的传单《不要开枪》,大门口还插着好几十面中国的星轮红旗和法国的火炬三色旗,革命氛围洋溢可见。
塞巴斯蒂安·富尔和曼恩主席差不多,都是快要七十岁的古稀之年,所以并未跟着熊雄一起下到矿井里面,他向曼恩主席说道:
“法国和第三国际都支持三角同盟的罢工活动,但是第三国际认为三角同盟的罢工活动应当设法和爱尔兰人的行动串联起来,你们应该设法和爱尔兰人达成一项同盟,把三角同盟进一步扩大起来,这对工党、红色克莱德河岸人都有很大好处。”
二十世纪初,从前没有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群众参加了爱尔兰的职工会,并在1907年成立了爱尔兰运输工人联合会。1913年都柏林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几千名其他行业的工人。罢工工人控制交通运输,广泛地采取了杯葛战术,都柏林的港口一时间死气沉沉。
然而英国的总督、都柏林的资产阶级、天主教的神父、爱尔兰的国会议员,甚至是策划爱尔兰独立活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新芬党,都起来反对罢工者。还在罢工开始时,英国警察就袭击都柏林工人的群众大会,两名工人被打死,600多人受伤,市内实行残酷的警察专政。
都柏林当年的血腥事件在英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英国工人热烈响应关于授助都柏林无产者的号召。当时还由汤姆·曼恩亲自领导的职工会也给都柏林的罢工工人运去一船粮食。1913年9月在曼彻斯特的职工大会上,许多代表建议把会议移到都柏林去开,发出进行总罢工的号召。
但此后英国统治者充分利用了爱尔兰人内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宗教矛盾,以及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民族矛盾,挑唆爱
尔兰当地的暴力冲突,伴随着复活节起义爆发,这种矛盾就到了几乎无法调和的地步。
曼恩主席也是一位反战主义者,但面对爱尔兰问题他还是面露难色说:“英国本土的工人有很多人都认为爱尔兰人是收了德国钱的卖国贼,如果三角同盟接纳爱尔兰人,将可能造成我们在政治上的一种被动。”
年轻气盛的墨索里尼西装革履,同样没有下矿井,他很不满地训斥曼恩主席说:“同志,英格兰、苏格兰工人的国家意识超过了你们的阶级意识,这很不对,你们应当反省!第三国际要求英国工会毫无保留的行动起来,只有让爱尔兰工人也参加到三角同盟中,你们的活动才能真正叫做英国的总罢工。”
墨索里尼的年龄只比曼恩主席岁数的一半稍大几岁,但他口气十分强硬:“还有,第三国际的代表也要参加三角同盟罢工委员会的高级别会议,我听说你们的工人正在为三十岁以下的妇女争取选举权,恕我直言,这件事并非当务之急,大可以以后再做讨论,现在总罢工应该把精力都集中到彻底瘫痪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这一方面来。”
法国在1919年革命以后不仅像早前的中国那样,予以了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完整的选举权,而且由于法国的工业发达,农业发展也比较平衡,所有还不必像中国那样在宪法中就人为的区分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级别不同的选举权。
凡是年满十八岁的妇女,也和中国一样,都享有了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毫无疑问是劳动群众的一大重要胜利,也是中国和法国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所以墨索里尼这话当即就让熊雄和塞巴斯蒂安同时皱起了眉头。
塞巴斯蒂安比较委婉的劝说道:“第三国际不是一个集中化的领导机构……我们的组织原则是协调。贝尼托,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听听英国同志的意见,他们肯定比刚到格拉斯哥的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情况,不是吗?”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大国,曾有过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史。海外殖民扩张刺激了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使中下层群众也从中分享到一定利益。这种对昔日辉煌历史的记忆深深留在社会各阶层心目中,也使英国人哪怕只是伦敦东区最贫苦的工人,也拥有一种把帝国荣光视为民族骄傲的自豪心态。
英国人因此成为一个敏感、脆弱、雄心万丈又自矜孤高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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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英国工人信任的曼恩主席德高望重,今年已年近七十岁,此时也带着一顶煤矿矿工特有的那种带顶灯的安全头盔,穿着汗衫,与众多罢工工人们一起待在矿井里面。
熊雄抹了一把自己脸上脏兮兮的汗水,用带有伦敦东区穷苦工人口音的流利英文讲道:“我说一句实话,格拉斯哥的煤矿矿井工作条件实在是差的有些过分,就算和中国西南山区里那些条件简陋的矿井相比也有相当差距,以英国社会今时今日的发展水平而言,这太不应当了。”
汤姆·曼恩主席是英国久经考验的工运活动家,他领导组织过1911年的伦敦港口工人大罢工和同年的利物浦铁路工人大罢工,两次罢工均有数十万工人参与其中,声势极为浩大,结果是即便职工工会的领袖们极力企图阻止罢工,可结果工人群众的力量还是震撼了当局,迫使英国议会在空前未有的慌忙中,在5天内通过了关于矿工最低工资的法案。
可惜,汤姆·曼恩主席感叹说:“英国很早就制订了有关工人最低工资和安全保障、工伤保险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从来没有像抓捕盗窃者的刑法那样被严格执行过,苏格兰80%的工矿企业都不把这些法条当回事,这就是英格兰法律和宪政的真相。”
“即便如此,这几年来一旦发生罢工活动,工会代表前去与政府代表谈判的时候,只要政府代表指责工会使政府瘫痪,质问工会代表是否意识到这样做后果是什么时,工会代表就自己感到我们破坏了英国的宪政传统,失去了斗争意志。”
在英国,国家理论内容庞杂,尤其“国家”概念与“政府”概念混淆不清,这样,国家似乎就表现为一个经由具体选举程序而组成的政府。资产阶级理论家通常把国家看做是一种社会公共组织,而且在自由主义理论家那里,政府与经济并无必然的联系,似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可以分割开来,政府仅仅是社会的“守夜人”。
所以很多英国工人在社会经济领域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并持久不懈地为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利益而斗争。但在政治领域,英国工人就不像法国工人、中国工人那样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要么对英国所谓的“宪政传统”怀有敬畏之心,要么就不觉得政治有多么重要。
熊雄现在除了担任着中国驻法国的外交大使以外,同时还担任着第三国际筹备委员会的副主席和第三国际临时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担负着领导和组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重任。
这次赶来英国的除了熊雄以外,与他同行的还有法国同志第三国际筹备委员会主席塞巴斯蒂安·富尔和意大利同志第三国际临时执行局委员墨索里尼。
三人一到英国,当然就立刻奔赴目前英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地带苏格兰格拉斯哥市,为了体验英国煤矿工人具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熊雄还亲自下到环境最恶劣的矿井里面拍下照片。
在矿井的通道走廊墙壁上,到处都还贴着曼恩主席亲自撰写的鼓动罢工小册子《胜利之路》和敦促英国士兵不要向要罢工者开火的传单《不要开枪》,大门口还插着好几十面中国的星轮红旗和法国的火炬三色旗,革命氛围洋溢可见。
塞巴斯蒂安·富尔和曼恩主席差不多,都是快要七十岁的古稀之年,所以并未跟着熊雄一起下到矿井里面,他向曼恩主席说道:
“法国和第三国际都支持三角同盟的罢工活动,但是第三国际认为三角同盟的罢工活动应当设法和爱尔兰人的行动串联起来,你们应该设法和爱尔兰人达成一项同盟,把三角同盟进一步扩大起来,这对工党、红色克莱德河岸人都有很大好处。”
二十世纪初,从前没有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群众参加了爱尔兰的职工会,并在1907年成立了爱尔兰运输工人联合会。1913年都柏林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几千名其他行业的工人。罢工工人控制交通运输,广泛地采取了杯葛战术,都柏林的港口一时间死气沉沉。
然而英国的总督、都柏林的资产阶级、天主教的神父、爱尔兰的国会议员,甚至是策划爱尔兰独立活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新芬党,都起来反对罢工者。还在罢工开始时,英国警察就袭击都柏林工人的群众大会,两名工人被打死,600多人受伤,市内实行残酷的警察专政。
都柏林当年的血腥事件在英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英国工人热烈响应关于授助都柏林无产者的号召。当时还由汤姆·曼恩亲自领导的职工会也给都柏林的罢工工人运去一船粮食。1913年9月在曼彻斯特的职工大会上,许多代表建议把会议移到都柏林去开,发出进行总罢工的号召。
但此后英国统治者充分利用了爱尔兰人内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宗教矛盾,以及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民族矛盾,挑唆爱
尔兰当地的暴力冲突,伴随着复活节起义爆发,这种矛盾就到了几乎无法调和的地步。
曼恩主席也是一位反战主义者,但面对爱尔兰问题他还是面露难色说:“英国本土的工人有很多人都认为爱尔兰人是收了德国钱的卖国贼,如果三角同盟接纳爱尔兰人,将可能造成我们在政治上的一种被动。”
年轻气盛的墨索里尼西装革履,同样没有下矿井,他很不满地训斥曼恩主席说:“同志,英格兰、苏格兰工人的国家意识超过了你们的阶级意识,这很不对,你们应当反省!第三国际要求英国工会毫无保留的行动起来,只有让爱尔兰工人也参加到三角同盟中,你们的活动才能真正叫做英国的总罢工。”
墨索里尼的年龄只比曼恩主席岁数的一半稍大几岁,但他口气十分强硬:“还有,第三国际的代表也要参加三角同盟罢工委员会的高级别会议,我听说你们的工人正在为三十岁以下的妇女争取选举权,恕我直言,这件事并非当务之急,大可以以后再做讨论,现在总罢工应该把精力都集中到彻底瘫痪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这一方面来。”
法国在1919年革命以后不仅像早前的中国那样,予以了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完整的选举权,而且由于法国的工业发达,农业发展也比较平衡,所有还不必像中国那样在宪法中就人为的区分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级别不同的选举权。
凡是年满十八岁的妇女,也和中国一样,都享有了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毫无疑问是劳动群众的一大重要胜利,也是中国和法国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所以墨索里尼这话当即就让熊雄和塞巴斯蒂安同时皱起了眉头。
塞巴斯蒂安比较委婉的劝说道:“第三国际不是一个集中化的领导机构……我们的组织原则是协调。贝尼托,我们还是有必要先听听英国同志的意见,他们肯定比刚到格拉斯哥的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情况,不是吗?”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大国,曾有过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史。海外殖民扩张刺激了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使中下层群众也从中分享到一定利益。这种对昔日辉煌历史的记忆深深留在社会各阶层心目中,也使英国人哪怕只是伦敦东区最贫苦的工人,也拥有一种把帝国荣光视为民族骄傲的自豪心态。
英国人因此成为一个敏感、脆弱、雄心万丈又自矜孤高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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