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换血
将军好凶猛!
滥铸钱币,而使百物腾贵之害,史不绝书。
然而明知饮鸩止渴之害,朝廷犹授制司铸币之权,实在是跟拖欠粮饷而致兵卒哗变或劫掠乡野之害相权而取其轻。
就像绍隆帝再看楚山不顺眼,对楚山再百般防备,在京襄制司正式设立之前,今年犹是捏着鼻子给楚山拔付近二百万贯钱粮——毕竟谁都承受不起大越最精锐的楚山军最终会因为欠缺粮饷而闹哗变的惨烈后果。
现在京襄路已置,与朝廷就钱谷之事进行了分割,理论上拿南阳、襄阳、荆州的财赋以及私占田地充公进行屯垦,填补朝廷之前的拔付是足够的。
毕竟建继帝之前对襄阳府(襄、房、均三州)的私占田地进行清查,当时总计查出近四十万亩私占田地并入田册,每年新增近十万石粮赋。
南阳、荆州地势更为平阔,加上监利县几乎全部划为军屯,制司新增上百万亩屯田,这是朝中诸大臣闭着眼睛都能估算得到的。
屯田得利也是远在赋田之上的。
问题这是得在屯垦完成之后。
然京襄此时总计还有六七十万饥民没能彻底摆脱生存危机;就算安置最早的南蔡县十数万民众,此时也刚刚勉强达到最基本的温饱线。
诸州县将来数年间都还需要不断的兴修水利、开垦荒山、围垦湖荡河谷,建造大量的垸寨、屯寨——这里面都需要制司后续源源不断的投入大量的资源。
赤扈人新汗即位,骑兵主力再次回到河淮、关陕战场,制司在这个冬季需要动员多一倍的兵马,加强伊水、箕山、汝水的兵备。
这也意味着制司在兵备上的度支,将回到建继四年的高点。
不过,徐怀还是坚决不同意效仿西秦、东川两路滥铸铁钱。
他在京襄清查私占田地、减租限佃,将乡豪宗绅从地方兵马中剔除出去,广设巡检司限制乡豪宗绅对乡野地方的操控,设立选吏司,接下来还要梳理南阳、襄阳以及荆州的胥吏队伍,可以说是将乡豪宗绅都得罪干净了。
京襄最大的倚仗就是中下层贫民。
滥铸铁钱是能暂时保证兵备度支,但搞得民怨盈沸,京襄最终就没有办法真正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即便是权宜之计,也不能去开这个口子。
这个口子一开,除了后续的依赖性难以摆脱外,更会在制司与中下层民众之间撕开巨大的裂口。
真正的根基被动摇了,这在将来很难去弥补的。
至于铸铁钱券出售,可能初期效果不会太好,但多少能填补度支缺口。
手里有些余钱余粮的中下层民众,三五贯钱或三五百钱,或三五斗粮食,拿来向制司购买铁钱券,多少能有些钱息,同时也能将中下层民众与制司的利益进一步捆绑到一起。
当然除了度支将长期紧缺,难有盈余之外,制司设立之后,至少将河洛、京西之敌抵御在荆湖之外,徐怀却是更有信心了。
京襄实际所辖乃是汝、蔡、申、邓、唐、襄、房、均、荆九州之地,辖域不仅超过以往的京西南路,也超过淮东、淮西以及东川、西秦四路。
合并隐户、流民之后,京襄人口预计将达到四百万,甚至比战前还要高出一截;赤扈人在征服契丹之前,总计人口也就在两百万左右。
京襄四百万人口,看似身体孱弱的河淮流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还都是新附,但河淮流民这些年深深饱尝到离乱的苦难,都活生生看着亲朋故友、妻儿老少惨遭践踏、死于饥病,这也铸就他们对赤虏人更深入骨骸的仇恨,酝酿更迫切收复中原的渴望。
所经历的苦难与折磨,也叫他们有更为坚韧的意志与承受力,面对死亡有着更从容不迫的英勇,也更吃苦耐劳。
相比较体魄的强弱,这才是能否成为精锐武卒更为基础的根本。
当然,经过残酷乃至残忍的汰弱留强,此时还活下来的河淮流民,在忍受经年累月的饥饿之后,看似身体孱弱不堪,但身子的底子却绝对不差。
建继四年,楚山在汝蔡前线陈兵十万,就已经将军事动员潜力榨尽。
而此时除开楚山在汝蔡申三州的军事动员能力没有被削弱外,除开南阳、襄阳、荆州四万州府兵马外,还在荆北四县、南蔡、南阳新置都巡检司新编总计近二十万的辎兵。
接下来在广设乡司接管南阳、襄阳地方上的乡兵操练、进一步发动中下层贫民之后,军事动员潜力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还有什么值得悲观的?
说到屯田,朝廷预估制司在南阳、荆州及侨县南蔡预计能增加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万亩左右的军屯,但实际上截止九月份,侨县南蔡开垦垸田已经达到二十五万亩,章山、樊台、长林以及东洲巡检司完成充公、围垦的垸田、滩地已经达到五十五万亩。
除此之外,江陵以东、瓦子湖、白露湖、桑赤湖以南的临江地区,以及监利都巡检司境内,包括赤山湾在内,还有至少上百万亩耕地资源,可待后续一步步开发、围垦。
南阳府此时诸县在册田亩总计约五百万亩,但在大越中期,唐邓二州最高时录得逾六百万亩的赋田。
这主要是唐白河流域洪涝频发,大越立朝以来唐河、白河也曾多次改道。
特别是河流改道,每一次都会有大量的田地从州县田册钩销,但旧有的河流淤平之后,官绅勾结私占围垦,却罕有录入田册或者千方百计的少录、瞒录。
这就造成南阳府近百年来人丁繁衍超过一倍,在册田亩非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一大截。
因此真要下定决心清查田亩,仅南阳府就至少还能查出上百万亩的私占隐田来,乐观的估计,仅南阳府可能就能查出一百五十万亩以上的私占田地。
这也是南阳宗族士绅忌惮痛恨楚山的最根本原因,动了他们的根子了。
而徐怀决意将这些私占田地统统都挖出来,自然就没有想过要与宗族士绅和解。
当然,徐怀最大的底气,乃是治军乃至治理地方,就是从根本上就不依赖于宗族士绅。
此外,南阳府东西两翼乃是桐柏山西麓、伏牛山南麓山地,而荆襄阳府、荆州境内还有武当山、荆山、巫山东麓等山地连绵不绝。
这些山地,不仅有大量的耕地资源可以进一步开发,山里也还有大量铜铁矿以及药材、桐油、木材、石料等物产资源可供开发。
总的来说,京襄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潜力,对在中路支撑住赤扈人的攻势,甚至对河洛、京西地区组织大规模反攻,都是绰绰有余的。
只是这些潜力要转化为真正的实力,还要太多的事情去做。
不过,京荆的形势只会一步步改善,不会更为恶劣,更关键的还是要看淮东、淮西以及秦岭沿线,能不能支撑住赤扈人的攻势。
杨祁业最终没有留在京襄,而是奉旨率右骁胜军进驻楚山,接受文横岳的节制,同时右骁胜军的家小也都迁到润州安置,实行驻戍。
如此一来,以邓珪、杨祁业为首的左宣武军、右骁胜军构成淮东大营防御徐海之敌的主力,原神武军保留两万人马留在淮东,家小还都迁到润州进行安置——在完成这样的替换之后,文横岳身子也实在支撑不住,顾藩正式接替文横岳,出任淮东制置安抚使。
而在淮西,韩时良接替杨茂彦出任制置安抚使,刘衍率领完成驻戍分置的左骁胜军,出任淮西制置安抚副使,包括左骁胜军、归德军以及韩时良嫡系左右龙威军在内,淮西战兵规模超过十万,成为大越辖兵最众的制司。
宿卫禁军余珙、凌坚等将纷纷外调,而葛钰等将调入宿卫禁军,曾是郑怀忠麾下深受信任的十数淮东军将,在积极弹劾郑家父子罪行之后,也陆续调到荆南、荆北制置司或下辖兵马都监司任将。
与此同时,杨茂彦、宁慈、吴文澈等人都调回中枢,出任参知政事,绍隆帝算是完成登基之后的初步换血。
大越从各个方面的状况,相比建继帝驾崩之前都很大的改观,
然而赤扈人新汗顺利登基,又将大部分党项人纳为附庸,兵锋也可以说臻至极致,大越的防线能不能经受住考验,此时还是未知数,更不要说将赤扈人从中原驱逐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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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铸钱币,而使百物腾贵之害,史不绝书。
然而明知饮鸩止渴之害,朝廷犹授制司铸币之权,实在是跟拖欠粮饷而致兵卒哗变或劫掠乡野之害相权而取其轻。
就像绍隆帝再看楚山不顺眼,对楚山再百般防备,在京襄制司正式设立之前,今年犹是捏着鼻子给楚山拔付近二百万贯钱粮——毕竟谁都承受不起大越最精锐的楚山军最终会因为欠缺粮饷而闹哗变的惨烈后果。
现在京襄路已置,与朝廷就钱谷之事进行了分割,理论上拿南阳、襄阳、荆州的财赋以及私占田地充公进行屯垦,填补朝廷之前的拔付是足够的。
毕竟建继帝之前对襄阳府(襄、房、均三州)的私占田地进行清查,当时总计查出近四十万亩私占田地并入田册,每年新增近十万石粮赋。
南阳、荆州地势更为平阔,加上监利县几乎全部划为军屯,制司新增上百万亩屯田,这是朝中诸大臣闭着眼睛都能估算得到的。
屯田得利也是远在赋田之上的。
问题这是得在屯垦完成之后。
然京襄此时总计还有六七十万饥民没能彻底摆脱生存危机;就算安置最早的南蔡县十数万民众,此时也刚刚勉强达到最基本的温饱线。
诸州县将来数年间都还需要不断的兴修水利、开垦荒山、围垦湖荡河谷,建造大量的垸寨、屯寨——这里面都需要制司后续源源不断的投入大量的资源。
赤扈人新汗即位,骑兵主力再次回到河淮、关陕战场,制司在这个冬季需要动员多一倍的兵马,加强伊水、箕山、汝水的兵备。
这也意味着制司在兵备上的度支,将回到建继四年的高点。
不过,徐怀还是坚决不同意效仿西秦、东川两路滥铸铁钱。
他在京襄清查私占田地、减租限佃,将乡豪宗绅从地方兵马中剔除出去,广设巡检司限制乡豪宗绅对乡野地方的操控,设立选吏司,接下来还要梳理南阳、襄阳以及荆州的胥吏队伍,可以说是将乡豪宗绅都得罪干净了。
京襄最大的倚仗就是中下层贫民。
滥铸铁钱是能暂时保证兵备度支,但搞得民怨盈沸,京襄最终就没有办法真正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即便是权宜之计,也不能去开这个口子。
这个口子一开,除了后续的依赖性难以摆脱外,更会在制司与中下层民众之间撕开巨大的裂口。
真正的根基被动摇了,这在将来很难去弥补的。
至于铸铁钱券出售,可能初期效果不会太好,但多少能填补度支缺口。
手里有些余钱余粮的中下层民众,三五贯钱或三五百钱,或三五斗粮食,拿来向制司购买铁钱券,多少能有些钱息,同时也能将中下层民众与制司的利益进一步捆绑到一起。
当然除了度支将长期紧缺,难有盈余之外,制司设立之后,至少将河洛、京西之敌抵御在荆湖之外,徐怀却是更有信心了。
京襄实际所辖乃是汝、蔡、申、邓、唐、襄、房、均、荆九州之地,辖域不仅超过以往的京西南路,也超过淮东、淮西以及东川、西秦四路。
合并隐户、流民之后,京襄人口预计将达到四百万,甚至比战前还要高出一截;赤扈人在征服契丹之前,总计人口也就在两百万左右。
京襄四百万人口,看似身体孱弱的河淮流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还都是新附,但河淮流民这些年深深饱尝到离乱的苦难,都活生生看着亲朋故友、妻儿老少惨遭践踏、死于饥病,这也铸就他们对赤虏人更深入骨骸的仇恨,酝酿更迫切收复中原的渴望。
所经历的苦难与折磨,也叫他们有更为坚韧的意志与承受力,面对死亡有着更从容不迫的英勇,也更吃苦耐劳。
相比较体魄的强弱,这才是能否成为精锐武卒更为基础的根本。
当然,经过残酷乃至残忍的汰弱留强,此时还活下来的河淮流民,在忍受经年累月的饥饿之后,看似身体孱弱不堪,但身子的底子却绝对不差。
建继四年,楚山在汝蔡前线陈兵十万,就已经将军事动员潜力榨尽。
而此时除开楚山在汝蔡申三州的军事动员能力没有被削弱外,除开南阳、襄阳、荆州四万州府兵马外,还在荆北四县、南蔡、南阳新置都巡检司新编总计近二十万的辎兵。
接下来在广设乡司接管南阳、襄阳地方上的乡兵操练、进一步发动中下层贫民之后,军事动员潜力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还有什么值得悲观的?
说到屯田,朝廷预估制司在南阳、荆州及侨县南蔡预计能增加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万亩左右的军屯,但实际上截止九月份,侨县南蔡开垦垸田已经达到二十五万亩,章山、樊台、长林以及东洲巡检司完成充公、围垦的垸田、滩地已经达到五十五万亩。
除此之外,江陵以东、瓦子湖、白露湖、桑赤湖以南的临江地区,以及监利都巡检司境内,包括赤山湾在内,还有至少上百万亩耕地资源,可待后续一步步开发、围垦。
南阳府此时诸县在册田亩总计约五百万亩,但在大越中期,唐邓二州最高时录得逾六百万亩的赋田。
这主要是唐白河流域洪涝频发,大越立朝以来唐河、白河也曾多次改道。
特别是河流改道,每一次都会有大量的田地从州县田册钩销,但旧有的河流淤平之后,官绅勾结私占围垦,却罕有录入田册或者千方百计的少录、瞒录。
这就造成南阳府近百年来人丁繁衍超过一倍,在册田亩非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一大截。
因此真要下定决心清查田亩,仅南阳府就至少还能查出上百万亩的私占隐田来,乐观的估计,仅南阳府可能就能查出一百五十万亩以上的私占田地。
这也是南阳宗族士绅忌惮痛恨楚山的最根本原因,动了他们的根子了。
而徐怀决意将这些私占田地统统都挖出来,自然就没有想过要与宗族士绅和解。
当然,徐怀最大的底气,乃是治军乃至治理地方,就是从根本上就不依赖于宗族士绅。
此外,南阳府东西两翼乃是桐柏山西麓、伏牛山南麓山地,而荆襄阳府、荆州境内还有武当山、荆山、巫山东麓等山地连绵不绝。
这些山地,不仅有大量的耕地资源可以进一步开发,山里也还有大量铜铁矿以及药材、桐油、木材、石料等物产资源可供开发。
总的来说,京襄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潜力,对在中路支撑住赤扈人的攻势,甚至对河洛、京西地区组织大规模反攻,都是绰绰有余的。
只是这些潜力要转化为真正的实力,还要太多的事情去做。
不过,京荆的形势只会一步步改善,不会更为恶劣,更关键的还是要看淮东、淮西以及秦岭沿线,能不能支撑住赤扈人的攻势。
杨祁业最终没有留在京襄,而是奉旨率右骁胜军进驻楚山,接受文横岳的节制,同时右骁胜军的家小也都迁到润州安置,实行驻戍。
如此一来,以邓珪、杨祁业为首的左宣武军、右骁胜军构成淮东大营防御徐海之敌的主力,原神武军保留两万人马留在淮东,家小还都迁到润州进行安置——在完成这样的替换之后,文横岳身子也实在支撑不住,顾藩正式接替文横岳,出任淮东制置安抚使。
而在淮西,韩时良接替杨茂彦出任制置安抚使,刘衍率领完成驻戍分置的左骁胜军,出任淮西制置安抚副使,包括左骁胜军、归德军以及韩时良嫡系左右龙威军在内,淮西战兵规模超过十万,成为大越辖兵最众的制司。
宿卫禁军余珙、凌坚等将纷纷外调,而葛钰等将调入宿卫禁军,曾是郑怀忠麾下深受信任的十数淮东军将,在积极弹劾郑家父子罪行之后,也陆续调到荆南、荆北制置司或下辖兵马都监司任将。
与此同时,杨茂彦、宁慈、吴文澈等人都调回中枢,出任参知政事,绍隆帝算是完成登基之后的初步换血。
大越从各个方面的状况,相比建继帝驾崩之前都很大的改观,
然而赤扈人新汗顺利登基,又将大部分党项人纳为附庸,兵锋也可以说臻至极致,大越的防线能不能经受住考验,此时还是未知数,更不要说将赤扈人从中原驱逐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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