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为什么最后死在自己人之手
魏延人格的悲剧所在。魏延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又富有谋略,他是三国时期难得的人才。一员大将未死于敌人的刀枪下,却屈死于已故上司的残害,实在是一种悲剧。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他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祖先曾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中制定了尽善尽美的规章法典,每一层人都有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这样的社会风平浪静,一派和谐,未来的千秋子孙要想保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秩序,只要去在已严密成型的规范系统中找寻适于自己身份的部分,努力循规蹈矩就足够了。那些想凭自己的思考去行动的人,必然是对规范系统的挑战,是对他人身份利益的侵害,因而是对和谐秩序的破坏。这是极端的大逆不道,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在这个民族里,人们少想问题、少思考、安守本分,就能保证过上太平、舒服的日子,那些爱提意见、喜欢吵吵嚷嚷的人,实在是人心难测!
社会存在不同的集团,但人们要参加哪一集团,应该只作一次性选择,否则,今天属这家,明天投那家,这岂不反复无常吗?“忠臣不事二主”,由此推来,事二主的不是忠臣。比如魏延,昨天从蔡瑁手下投了韩玄,今天杀了韩玄来投刘备,敢保你明天不杀了我孔明去投曹操?本来,人们应该办事稳妥,“事需三思而后行”,但魏延办事无所顾忌,他雷厉风行,想到做到,这种风格实在有悖民族精神,包含有危险的因素。一个勇猛的武将,不能有独立人格,不能雷厉风行,否则,他就是没准的“定时炸弹”,将其迅速排除,是领导人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保险、稳妥是干事业和做人的首要准则,也是衡量人才是否可用的首位准则。
社会集团内部分为为君的人和为臣的人,他们之间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关系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为君的可以对为臣的随心所欲,掌握其生杀予夺之权;而为臣的人在领导的意志面前,不能存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他应该按照领导人的所想去行动,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规范保证了双方关系的永恒和谐,避免了双方有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是非纠纷,解决了社会关系的一大难题,足显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根据这一独到的意识观念,孔明可以嘲笑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说:“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可以对身边的人没有根据地散布魏延“久后必反”、“素有反相”等坏话,甚至可以当着魏延的面说他“脑后有反骨”,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尽管这样,但孔明的言辞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为这是领导应该享有的权力。魏延是为臣的人,他本应该尊重领导人的上述权力,平时就在孔明面前抱恭敬卑谦之心,示俯首听令之意。但他对孔明的指挥不是怏怏不乐,就是满腹狐疑,似乎自己比领导人还要高明。他越出为臣的本分,对上司提意见、消极对抗,这不是一种反叛情绪么?炎黄子孙的血管中不能有一滴反叛的热血!维护祖宗血脉的纯洁性是每一位民族志士的责任。
魏延在前线听知孔明已死、大军将由杨仪率领撤退回国的安排后,对尚书费祎说:“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我自率大军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第一百四回)他认为应当由杨仪扶孔明灵柩回川安葬,大军由他率领继续伐魏。魏延竟想把丞相和国家分开看待,似乎丞相死了,国家的事业还要继续发展。他毛遂自荐,情愿自掌兵权,大概想改弦更张,大显身手,完成领导人的未竟事业。他的观念非但没有古老的民族精神为基础,反倒与这种精神相抵触。两种观念的碰撞,胜利的一方必然要求对方付出人身代价,以此向社会和历史昭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
孔明要公开杀掉魏延,魏延应该伸首就刃才皆大欢喜。魏延即使不是一个俯首就命的人,那也无碍于事。尽管魏延智勇兼备,以一个死孔明对付一个活魏延还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孔明是领导人,在他们生存的这片古老的山河上,身后影响深远。
第一,是非判定的权威性。比如,当魏延从前线表奏杨仪造反时,朝中吴太后就断言:“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杨仪等造反,未可轻信。”领导人的是非观念已造成了众人的思维定势,孔明常向众人说魏延的坏话,到危急关头,谁还能相信魏延呢?
第二,“临终嘱咐”的神圣性。杨仪在向后主的奏表中写道:“丞相临终,将大事委于臣,依照旧制,不敢变更”,“今魏延不尊丞相遗语,……”杨仪的表奏在朝廷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因为他声明自己是在谨守丞相的“临终嘱咐”去行事。同时,马岱已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假装支持魏延,潜伏于其身旁,准备等待时机,斩杀魏延。在与杨仪的较量中,魏延在客观形势上已处于明显的下风。
第三,指定接班人的正统性。杨仪表奏一到,蒋琬就认为,杨仪“为丞相办事多时,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绝非背反之人”。董允亦认为,杨仪“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均见第一百五回)魏延在前线曾向费祎提出要替代杨仪掌握兵权,率军继续伐魏,这公开违背领导人生前的人事安排。费祎一回朝廷就向后主面奏了魏延的反情,因为凡是不是领导人生前指定的人,绝非正统接班人;凡是这种人掌权,就是在造反作乱。正是由于这“两个凡是”,魏延的军队被煽动逃散,他的行为无人支持,他被马岱斩杀后人们心安理得。
魏延死了,一个争取个性独立的人格被绞杀了。历史在敬告后代: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该安守本分,老老实实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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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祖先曾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中制定了尽善尽美的规章法典,每一层人都有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这样的社会风平浪静,一派和谐,未来的千秋子孙要想保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秩序,只要去在已严密成型的规范系统中找寻适于自己身份的部分,努力循规蹈矩就足够了。那些想凭自己的思考去行动的人,必然是对规范系统的挑战,是对他人身份利益的侵害,因而是对和谐秩序的破坏。这是极端的大逆不道,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在这个民族里,人们少想问题、少思考、安守本分,就能保证过上太平、舒服的日子,那些爱提意见、喜欢吵吵嚷嚷的人,实在是人心难测!
社会存在不同的集团,但人们要参加哪一集团,应该只作一次性选择,否则,今天属这家,明天投那家,这岂不反复无常吗?“忠臣不事二主”,由此推来,事二主的不是忠臣。比如魏延,昨天从蔡瑁手下投了韩玄,今天杀了韩玄来投刘备,敢保你明天不杀了我孔明去投曹操?本来,人们应该办事稳妥,“事需三思而后行”,但魏延办事无所顾忌,他雷厉风行,想到做到,这种风格实在有悖民族精神,包含有危险的因素。一个勇猛的武将,不能有独立人格,不能雷厉风行,否则,他就是没准的“定时炸弹”,将其迅速排除,是领导人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保险、稳妥是干事业和做人的首要准则,也是衡量人才是否可用的首位准则。
社会集团内部分为为君的人和为臣的人,他们之间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关系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为君的可以对为臣的随心所欲,掌握其生杀予夺之权;而为臣的人在领导的意志面前,不能存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他应该按照领导人的所想去行动,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规范保证了双方关系的永恒和谐,避免了双方有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是非纠纷,解决了社会关系的一大难题,足显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根据这一独到的意识观念,孔明可以嘲笑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说:“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可以对身边的人没有根据地散布魏延“久后必反”、“素有反相”等坏话,甚至可以当着魏延的面说他“脑后有反骨”,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尽管这样,但孔明的言辞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为这是领导应该享有的权力。魏延是为臣的人,他本应该尊重领导人的上述权力,平时就在孔明面前抱恭敬卑谦之心,示俯首听令之意。但他对孔明的指挥不是怏怏不乐,就是满腹狐疑,似乎自己比领导人还要高明。他越出为臣的本分,对上司提意见、消极对抗,这不是一种反叛情绪么?炎黄子孙的血管中不能有一滴反叛的热血!维护祖宗血脉的纯洁性是每一位民族志士的责任。
魏延在前线听知孔明已死、大军将由杨仪率领撤退回国的安排后,对尚书费祎说:“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我自率大军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第一百四回)他认为应当由杨仪扶孔明灵柩回川安葬,大军由他率领继续伐魏。魏延竟想把丞相和国家分开看待,似乎丞相死了,国家的事业还要继续发展。他毛遂自荐,情愿自掌兵权,大概想改弦更张,大显身手,完成领导人的未竟事业。他的观念非但没有古老的民族精神为基础,反倒与这种精神相抵触。两种观念的碰撞,胜利的一方必然要求对方付出人身代价,以此向社会和历史昭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
孔明要公开杀掉魏延,魏延应该伸首就刃才皆大欢喜。魏延即使不是一个俯首就命的人,那也无碍于事。尽管魏延智勇兼备,以一个死孔明对付一个活魏延还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孔明是领导人,在他们生存的这片古老的山河上,身后影响深远。
第一,是非判定的权威性。比如,当魏延从前线表奏杨仪造反时,朝中吴太后就断言:“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杨仪等造反,未可轻信。”领导人的是非观念已造成了众人的思维定势,孔明常向众人说魏延的坏话,到危急关头,谁还能相信魏延呢?
第二,“临终嘱咐”的神圣性。杨仪在向后主的奏表中写道:“丞相临终,将大事委于臣,依照旧制,不敢变更”,“今魏延不尊丞相遗语,……”杨仪的表奏在朝廷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因为他声明自己是在谨守丞相的“临终嘱咐”去行事。同时,马岱已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假装支持魏延,潜伏于其身旁,准备等待时机,斩杀魏延。在与杨仪的较量中,魏延在客观形势上已处于明显的下风。
第三,指定接班人的正统性。杨仪表奏一到,蒋琬就认为,杨仪“为丞相办事多时,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绝非背反之人”。董允亦认为,杨仪“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均见第一百五回)魏延在前线曾向费祎提出要替代杨仪掌握兵权,率军继续伐魏,这公开违背领导人生前的人事安排。费祎一回朝廷就向后主面奏了魏延的反情,因为凡是不是领导人生前指定的人,绝非正统接班人;凡是这种人掌权,就是在造反作乱。正是由于这“两个凡是”,魏延的军队被煽动逃散,他的行为无人支持,他被马岱斩杀后人们心安理得。
魏延死了,一个争取个性独立的人格被绞杀了。历史在敬告后代: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该安守本分,老老实实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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